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得富强 为何自己却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?

战国时期,七雄并立。在这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,各国都有变法图强之心,问鼎中原之意。魏有李悝,楚有吴起,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也不是无例可循。但跟他那些前辈改革者一样,他们的结局都似乎令人扼腕。秦、魏、赵等各个国家之间经常打仗,土地归属没有定数,百姓也常常四处游走,人们对家国的观念是不深的。商鞅是魏国人,他希望能够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。

当他把自己认为可以使一个国家强大的方法告知了魏国国君,魏国国君却不理解也不接受。既然不被魏国国君赏识,那便不需要虚度光阴,傻傻的呆在魏国。

于是商鞅游历战国七雄的每一个国家,一次次向不同的国君讲述着自己的治国理想,但却一次次的被不同的国君拒绝。直到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,商鞅来到秦国,和秦孝公彻夜长谈,两个人互相欣赏,一见如故。

施行变法,就必然要改变国家原有的旧制,推行新的政策法令。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,使国家走向富强。

商鞅才华横溢,自然就得到了明君秦孝公的欣赏,放手让商鞅实施他的变法。然而一个国家要由弱变强,绝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。要在短时间内让变法见到成效,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树立起改革的威信。

前有李悝、吴起失败的教训,商鞅当然明白变法绝非儿戏。要取得成功,首先要立信。于是他徙木而立信。自此秦国上下无一不知秦王对这场改革是认真的,是言而有信的。光是做到这一点,还是不够的,要做到言出必行,令行禁止,就必须要立威。于是借着太子犯法的机会,对太子的师傅,也是旧贵族的代表公子虔等处以削鼻之刑。于是秦国就此法令畅通,再无人敢反对阻挠变法的实施。

然而商鞅变法作为一个改革运动,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。商鞅的军功加爵首先改变了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,贵族作为固有统治阶层的地位受到了挑战。商鞅变法的土地政策更是彻底瓦解了旧贵族的经济基础。

权势和财富是旧贵族的立身之本,商鞅的变法运动直接动了这些旧贵族的奶酪。动了人家的奶酪,人家自然要跟你玩命。秦孝公在位时,处处护着商鞅。有秦孝公一天,这些旧贵族大佬们当然不敢把商鞅怎么样。但是秦孝公归天,商鞅的庇护伞就没有了。

而且商鞅为了立威,还动了太子的师傅。而且还是最羞辱人的削鼻之刑。动了太子的人,当然也就打了太子的脸。太子嬴驷自然对商鞅是有着极大的不满的。嬴驷登基掌权后自然就会对商鞅下手。

最为关键的是,商鞅变法已经在秦国初见成效,变法举措已经深入到了秦国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。这是商鞅变法的成就,但同时也成了他个人生命的绞索。因为变法的内容已经成为秦国事实上的制度和法令,那么,有没有商鞅作为一个个人,他的存在与否也就无足轻重了。

而且正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,他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名望和地位。对秦王的权力形成了巨大的威胁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!不除掉商鞅,对于刚即位的秦惠文王嬴驷而言,那是说不过去的。再者,东方六国看到了商鞅变法的成功,对商鞅这样的人才自然也不会放过。秦国自然不会让商鞅这样的人跑到其他国家去效力。

种种因素叠加到一起,就决定了商鞅必须死。而且是必须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去死。这样,一方面平息了秦国国内旧贵族势力长久以来对变法运动的怨气,也稳定了秦王的统治根基;另一方面,也是展示给东方六国看,纵使六国有人想效仿商鞅变法之举,看到商鞅五马分尸的结局,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。史书记载,商鞅被处车裂之刑。而十分讽刺的是,车裂之刑还是商鞅自己想出来和制定出来的,想不到最后用在了商鞅自己身上。

商鞅的变法给了秦国崛起的机会,商鞅的死也拖延了东方六国的改革进程。就商鞅个人而言,生和死,都是为秦国作了贡献。令人欣慰的是,秦国的继任统治者并非昏庸之辈,商鞅变法能让秦国富强起来,其人虽死,变法还是得以继续推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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