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汉族王朝为何极少对外征战?

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,除了“华夷之变”式的江山易主,中华几乎从未像蒙古帝国、大英帝国那样、有效征服、统治、领导过外部世界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我们从汉朝对待南越和对待匈奴的不同态度上,即可管窥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。

南越与匈奴,一南一北,皆属西汉邻国。但汉朝对他们却采取了一软一硬不同的政策方针。

世所共知,汉之中国对待匈奴,采取的是“用女人换和平”的和亲政策。汉初,匈奴困高祖刘邦于平城,七日才解,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皇帝被强大外敌吓着了,战战兢兢将本民族女人敬献出去,开了“拿女人换和平”的先河。从此汉代的执政者,对于匈奴这样的强大外敌,都无限热爱起了和平。就连后代讴歌的“二世祖狼”汉武大帝,也在对匈奴作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,沿用了这一“省事的政策”。

如果说汉朝对待匈奴的外交有些窝囊,那么,在南越的问题上,他们却是找回了大汉不少颜面。

汉朝对待南越的政策,完全是另一番“我主沉浮”的架势。

南越国早于西汉一年建立,西汉开国于公元前202年,南越国始建于公元前203年,建国者系秦朝平定岭南的将领,后任南海郡下属龙川县令的赵佗,是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”。赵佗趁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、天下大乱之际,拥兵自立,建立南越国。鼎盛时期的南越国,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,南至越南中北部,“东西万余里”,实力雄厚。

赵佗之南越国,在越南史书上称为赵朝,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朝。但在西汉眼里,对南越国,却始终没有当作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国家来对待。

南越国在刘邦之汉时,年年上贡,明确汉为“宗主国”,自己为“藩属国”。但到了吕后时代,因为吕后没有丈夫大气,南越国与汉中央朝廷交恶,吕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,禁止南越国周边的诸侯国与南越国进行盐铁贸易。

不甘受气的赵佗遂自立为南越武帝,与汉朝廷分廷抗礼。吕后有能力惹事没能力平事,这反倒成全了南越,南越国势遂在此时代达到最强盛,闽越、西瓯、骆越曾一度舍汉朝而认南越为宗主国。公元前179年,吕后死,汉文帝刘恒即位,舍弃吕后使用失灵的“大棒”,而向南越国递出“胡萝卜”。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,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,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。这“软刀子”进去,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,赵佗去除帝号再归汉朝,仍称“南越王”。

公元前137年,百岁高龄的赵佗去世,南越国进入乱世,南越国相吕嘉杀了归汉派南越王赵兴,与中央朝廷抗衡。此时大汉正是汉武帝时期,好战的武帝二话不说,兴兵伐越,传国五世,历时93年的南越国于公元前111年灭亡。

南越国亡的标志是被汉朝接管,成为汉朝的行政管辖区域。

同是邻国外患,汉朝为什么对匈奴忍让、对南越痛下杀手下?

除了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因素,核心一点,是出于汉朝对邻国的定位。

匈奴在汉朝眼里,是个纯粹的夷狄之国,不能与汉朝融为一体,所以汉军作战失败之后,采取了和番的政策,换得了边防的稳定。

而南越则不然。历代汉帝,始终把南越视为汉朝的“外延”。无论南越国的态度如何,汉朝对待南越,自始至终是“宗主国和藩属国”的关系定位,藩属国的国主须有宗主国任命,宗主国对藩属国具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和实际上的监管权,宗主国有主权,藩属国有治权,一种高度自治的归属关系。至于藩属国的内政,一切大政方针完全不必遵循宗主国的政策,怎么搞是自己的事,可以说是古时候的一国两制;但是,如果出现悖逆、叛篡这样的情况,宗主国就有权派遣维和部队对藩属进行接管整顿。

从汉朝对待两个邻国的不同态度中,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传统外交的思路:统抚并举,怀柔远人。

对待匈奴这样的夷狄,以“安抚”为主;对待南越这样的邻邦,则是以“统”为主,但在相安无事的情况下,统而不治,如果发生了公然对抗的事情,则一举吞并。

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、留下多少足迹,与对外的张力与意愿有关。汉朝存活下来的这种传统外交,与华夏传统“世界观”息息相关。

中国人“世界观”的初级启蒙课,是远古人在“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”后,给出的“天圆地方”的结论。这种世界观,催生出了“中外有别”、“华夷之辨”之见,及“宗主——藩属”的世界格局观。

中国以自己为“正统中心”,而分在周边的地区、则被称为“蛮夷”,但“蛮夷”中也分远近,中外之属,南越相当“南蛮”,匈奴则是“夷狄”,所以匈奴和南越,就得到了软硬不同的“待遇”结果。 

四百岁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,在外交及国际地位上,它为之后两千年封建中国牢牢打下基础。汉政外交决定了古代中国之国际形象——一个区域性大国,即以自我为中心的“圈中狼”的脸谱。

汉武帝时,董仲舒的“天子论”虽然是政治上强化了“中式宗主观”——中国的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受命于天,除了领有中土直接统治之外,天下的其它地方也全归他统驭和教化,是为天下共主。但接下来的儒家“尊王攘夷”、“怀柔远人”、“尚德抑武”之经,配合的则是官僚政治,为中国确立的是“内向”而非“外向”的志向,为“中华帝国”加上了“限制级”。

统而不治、“不干涉他国内政”的框架,“自律”了大国扩张的手脚。对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干涉,这一点铸就中国难以成为领袖国。翻看世界风云,哪个大国威信不是靠“干涉他国内政”建立起来的,你连他国政治都不敢影响,还能有什么深刻影响?发挥什么关键作用?

在大多历史时期,中国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实质,既不是征服世界的“领袖国”,也非实质意义上的“帝国”,而是 “宗主——藩属”独联体。“不治夷狄”是中国君主的传统观念,“抚而不治”是为常用手段。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,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,从而实现大同理想。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,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,没有政治上的介入,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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